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党的国际战略亦随之不断调整。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把握党的国际战略思想演进过程并探寻个中规律，不仅非常必要而且颇具现实意义。

　　演进脉络。70年来，我们党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主要形成了“两大阵营”理论、“三个世界”理论、“东西南北”论、“和谐世界”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理论或框架。具体而言，其一，毛泽东同志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两大阵营”理论。“两大阵营”是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当时两大阵营处于对峙状态。此时，我们党采取的战略是联苏抗美并重点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其二，20世纪70年代，由“两大阵营”理论过渡到“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把全球各国分为三个世界：美国和苏联属于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美苏阵营中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其余所有国家均为第三世界，并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与之相应，我们党实施“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其三，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东西南北”论，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基于此，我们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继续成功推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其四，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同志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主张“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 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全方位外交不断取得重大成就。其五，习近平同志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指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一思想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系统。这一思想为我们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奠定了基础。

　　成因分析。一是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过去的70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大方向始终没有改变。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形势决定任务，国际战略的制定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分析研判国际格局演变对国家利益及国家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影响，积极塑造并利用良好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形势决定策略，在变化的国际社会中找准自身定位，适时调整国际战略，以做好利益平衡与取舍，有效应对国际复杂问题并减少战略上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对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思考与调适。二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曾强调，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漫长且艰巨的过程，就外部条件而言，不仅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且需要更加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因此，我们党的国际战略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需要。我们党审时度势地调整国际战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就在于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和壮大自己，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三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在加强和改善自身国际战略环境的同时，如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我们党制定国际战略的又一重要考量。从外交实践来看，我们党的国际战略思想演进过程契合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深层次需要。

　　重要启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首先，党的国际战略思想与时俱进。每个分析框架因应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后者相较前者呈现出新的特点，角色定位更为灵活，理论内容更加丰富，着眼点从地区或区域逐步转向世界或全球，更加指向全方位和自主性。“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两大阵营”理论的发展，更有利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东西南北”论又发展了“三个世界”理论，既聚焦南北问题，又关注东西问题，赋予中国更丰富的国际角色定位，使其在多极化世界格局中处于更灵活的地位。和谐世界理念，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进一步深化了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相比于前三个框架视野更为开阔。其次，集中反映了党的国际战略的重要转向。由“两大阵营”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表明我国由积极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转向注重国家实力的战略。“东西南北”论的提出使我国进一步转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和谐世界理念，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前提下，体现从“有所作为”到“积极有为”的转向，而和谐世界理念较为持中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更显雄心抱负、更具韧性和包容性。最后，逐步彰显了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的价值目标。前三个分析框架侧重对现实形势的梳理、分析和总结，和谐世界理念，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具明显的现实意义、理想色彩和文化底蕴，更加强调国际贡献，体现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按照自身认识积极主动塑造良好国际秩序的决心和努力，彰显了中国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和历史担当。

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就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协商在西柏坡、哈尔滨及李家庄、香港等地已进行了一年多时间……

在哈尔滨协商筹开新政协

1948年5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指挥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内外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下，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行动周密地进行着。一批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在海外的民主人士自“南线”（即经由香港至东北）和“北线”（由平津等地至河北省平山县中央城工部驻地李家庄）陆续秘密到达解放区。毛泽东指定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筹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先期来到哈尔滨的有中国民主同盟东北地区负责人、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高崇民和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朱学范，随后由香港秘密“北上”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谭平山、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章伯钧、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表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王绍鏊陆续辗转来到哈尔滨。1948年11月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爱国将军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女士，带着冯将军的骨灰和参加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遗愿由莫斯科回国来到哈尔滨。这样，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就集结了上述8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1948年秋冬时节，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定的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高岗、李富春就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实质性协商。

1948年10月8日，周恩来率中央统战部草拟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两个文件，经毛泽东审改后，发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中央指示高、李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协诸问题，与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举行商谈，并指示“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与此同时，周恩来及中央统战部的同志与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了会谈协商。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恳谈一两次，征得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并请民主人士提出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名单。

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

1948年10月21日，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高岗、李富春根据党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邀请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和高崇民，举行了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了意见。协商筹开新政协会议实际上由此开端。高岗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精神。会上，各民主党派代表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各项建议，希望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

　　座谈会讨论了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大家不免联系旧政协进行对比。沈钧儒是唯一参加过旧政协的民盟代表，大家先请他发言。沈扼要地介绍了旧政协召开的过程，以及在旧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情况。他说：“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又说：“尽管如此，民盟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许，民盟和中共的关系益加亲密，促使民盟同志更加成熟，更加进步。”

　　大家接下来的发言颇为热烈。其中谭平山的发言较为系统。他强调说：“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他谈到：“当前有些人却以为这是旧政协的还原，一心以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旧政协现在重新恢复过来了，其实新旧政协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帝还装着盟国的姿态，马歇尔还能装作举足轻重的公证人；国民党还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居，蒋介石俨然是旧政协的中心；真正能够代表民主精神的国民党民主派被排斥在旧政协之外，特别是蒋氏利用旧政协开会期间调兵遣将，与美帝政治欺骗配合，一到时机成熟，他们就破坏旧政协，显然是一种有阴谋的行径。”

　　谭平山还说道：“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决不允许反动分子参加。美蒋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不能参加，也不容许插手。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新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绝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同时，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由于提到领导问题，朱学范补充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的实现。”

第二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

1948年10月23日，第二次座谈会举行。大家对新政协的原则、新政协的参加范围、新政协重要讨论事项、如何成立中央政府，以及筹备会的组成等具体事宜进行讨论，发言非常踊跃，会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同意“排除南京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主张。章伯钧说：“规定得坚定明确很好。”对于新政协由各党派、各方面共同组织筹备会负责召集，均表示很满意。章伯钧说：“非常满意，非常周到，中共中央的政治风度是伟大的。”蔡廷锴说：“中共之伟大超乎理想之外，在港商谈，是主张或由多党派、或由中共、民革、民盟三大团体召集，现在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召集，非常之好。”朱学范说：“中共中央政治风度超出各党派理想之外。由各党派共同召集，我想各方面均会十二分满意的。”大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中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意见就分歧了。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民社党革新派是否参加的问题，有的认为可以参加，有的认为不能参加。谭平山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如能弃暗投明，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在言行上有积极的表现，也只能免除与反动派头子同归于尽的命运，不能参加新政协。朱学范想起冯玉祥、何香凝都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民主阵营合作的人，李济深的来信中更是着重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朱学范与蔡廷锴、李德全三人都认为是否准许这些组织的人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议；沈钧儒也作了补充发言。中共中央接受了会谈协商的意见，在原协议草案中增加规定：“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并在此后的商谈中又加了一条：“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这就给国民党开明人士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打开了大门，留有余地。这是新政协获得大团结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条。

　　在协商讨论中，大家除同意中共所提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外，还一致同意王绍鏊提出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提议；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二单位分别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对于筹备会召开时间，同意半数以上的代表到齐后举行，地点在哈尔滨。筹备会组织条例，同意由中共中央起草。沈钧儒还建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发给在香港的李济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征求意见。1948年11月2日李德全来到哈尔滨后，立即阅读学习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参加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

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协商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做出答复：同意在哈民主党派的代表提出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可改为“全国教授”，但因南方城市尚待解放，仍应以平津教授为主要代表；“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可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人物仍应以南洋为主，因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者最广最多。在筹备单位中，同意加上致公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两单位。这样，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共有23个单位。关于各单位人数，提议每单位至少1人，至多4人。其确定数目与人选由各单位提出，筹备会各单位协商确定之。筹备会组织条例俟上述各点取得各方同意后，由中共起草，各方审阅，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

　　就在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在协商中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出答复的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电，指出：“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

第三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

1948年11月15日，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就中共中央11月3日的答复进行商谈，各民主人士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给予的答复，同时提出两点新建议：1.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2.如再有增加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11月21日中央复电同意上述两点建议。

　　其间（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将经过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8位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协商讨论并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文件转发给他们。电文中说：“请你们接到该项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建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一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

11月20日，潘汉年、连贯致电中央，报告了在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情况及提出的意见，主要是：1.有人提出，民社党革新派可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与会者均不赞同。2.有人提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3.有人提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文协大多数理事均在国统区，且多系蒋系人物，无从推派代表，仍以从文化界民主人士中提名较妥。4.有人提出，华侨民主人士中各阶层都有代表参加筹备会则更好。5.有人提出，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可以从哈尔滨方面征询意见。6.有人提出，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似应列为一个单位。与会者认为，梁先生个人参加是不成问题的，但其领导的组织不应列入邀请单位。7.有人提出，华南各省游击区人民武装有数万人，有斗争历史（如琼崖、东江等）似应列为一个单位。8.有人认为，国旗、国歌应事先研讨准备。9.关于共同纲领草案，各党派正在研讨中。对以“新民主主义”为今后建国最高指导原则问题，民革方面有两种意见：一种赞同，一种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方面有的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有的主张用“民主主义”，不必加上“新”字，但大多数意见均赞成“新民主主义。”

　　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协商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关于建国程序的变化。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原本提出的程序是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向中共中央建议说，新政协即等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

　　随后，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发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表示“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人民临时代表会议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毛泽东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新年献词》中则直接明确指出：“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达成召开新政协的历史文献

　　经过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的三次重要协商及以后的几次座谈，并结合香港等方面讨论的情况和意见，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代表，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朱学范8人，于1948年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

———关于新政协筹备会的表述：

　　（一）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之，计有下列23个单位……

　　（二）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

　　（三）每单位参加人数至少一人至多四人，其确定数目和人选，经其本单位提出，由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之……

　　（四）筹备会于各单位到有过半数（即十二单位）时，即可成立。

　　（五）通过筹备会各种决议的手续，一般的决议，经多数通过，全体负责施行，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虽经多数通过，但少数仍有不同意见的单位，有不签名和退出筹备会的自由，不加强制。

　　（六）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送各方审阅，经同意后俟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

　　（七）筹备会地址，预定在哈尔滨。

———关于新政协会议的表述：

　　（一）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二）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如下：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单位，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产业界、教育界、文化界、妇女界、新闻界、自由职业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等，共计38个单位组成。

　　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

　　（三）新政协每单位代表人数为六人……

　　（四）新政协的召开时间订在1949年。

　　（五）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两项重要议题，一为共同纲领的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此外，协议还规定无论筹备会或召开新政协，均可按工作需要聘请若干民主人士及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至此，这项牵动人心、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代表协商开启建国程序的文件讨论胜利结束。这份酝酿于西柏坡及李家庄，往返于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等地，最终在哈尔滨达成的文件，是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后,在新政协筹备活动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为后来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乃至新中国的诞生，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整个讨论过程，是民主协商的过程，是凝聚共识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初重要且成功的实践。

194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上海局等，将在哈尔滨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和协商讨论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请他们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

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意并批准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